性别与成长，应该算得上阅读中的两个重要元素。阅读，哺育着人类的成长；男女有别，男性和女性在阅读中的趣味总有分别，某些读物或阳刚健朗、或软性阴柔，潜移默化中人们朝各自性别方向从中得到滋养。阅读中从性别着眼，悟出夫与妻、父母与子女等家庭关系和一般男女关系（特别是职场男女同事关系）的道理，进而思考如何爱和成长，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如果说，时代乃一本大著作的话，今天人们的阅读或许多多少少受其芜杂的影响，而产生了“性别错位、阴阳失调”的现象。一方面，“娘炮”盛行或危害民族长久发展的讨论不绝于耳；另一方面，从男尊女卑走向妇女解放，再到社会女强男弱，其背后似乎一直涌动着“新女权主义”的暗流？前者未免危言耸听，因其仅局限于个体审美范畴，后者则真正关联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红楼梦》的主题固然在于揭露封建皇权腐朽没落命运，然而单单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看，贾宝玉“不成才”，实在也是生活在一个阴盛阳衰的家庭氛围中使然：以贾母为首的一干女眷，拥有决策方面绝对话语权和日常生活行为的具体运作权，而贾政作为父权代表式微，以致他为家族传人宝玉原来拟定的科举成长之路线不能贯彻执行。

《西游记》里的孙猴子生有反骨，尝试了两条不同的成长之路：凭借武力想做齐天大圣，奈何“出身不好”，被戏弄封了一个弼马温；人生路上贵在有人指引——观音菩萨慈悲渡人，以善良母性感化他的顽冥、每每毫无保留施以援手纠正他的过失，尤其是在佛祖面前举荐他，从而为其设计了另外一条迥异于前面的成才路径，最终把他培养成斗战胜佛，去掉了头上的金箍，可谓功成名就，且实现了终极自由。有人说，这是代表叛逆精神的泯灭，非也！说这样的话，其实是将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混为一谈：孙猴子被天庭招安，还是离不开世俗的“出身论”，而佛教世界讲自渡渡人——这其中，又彰显了观音菩萨作为女性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积极作为、优雅得体的力量。

从阅读中如果要得出一些启示，姑妄言之：每个人从家庭中走过来，总要受到父母亲的影响。这二者的不同在于，父母都可以很平凡，但是父亲的作用发挥不能缺位（放任撒手），而母亲不能越位（溺爱包办）。一位优秀母亲（若水之灵性和不争）总会在奉献与隐忍中让家庭中父性的力量（若山之稳重和大格局）引领孩子自信地成长，学会自立与担当。反言之，如果母亲以其强势一手遮蔽，则子女只会在阴影中生长成“豆芽”。这方面可以从中国史籍中得到典型例证：比如看唐武则天培养出了怎样的子女，女儿太平公主照葫芦画瓢，某种意义上是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翻版”；同样的还有中国近代慈禧与咸丰、同治、光绪皇夫皇子的关系，足可说明这一道理。

中国人为儿女取名，有明确的寓意指向。我曾受亲朋之托，也在这件事上为他们代劳，记得为一女孩取名，就是引经据典于《诗经》，比如从“非礼勿言”提炼出“礼言”二字，即遵从“女子淑娴”的讲究。而某些取了“胜男”名字的女性长大成人，总是一副意气风发、自视甚高的样子，跨越为人母、为人妻的规制，硬要拿男性当假想敌而与之一比高下，小则闹得家庭不睦，大则坏了女柔男刚、社会和谐的风气，实在令人诧异和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