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除开科学和实际应用之类，古今中外的文章典籍说的都关乎世事人情。且不说受限于客观条件导致认识偏差，人的性情、趣味等主观因素首先就会强烈影响人的判断。所以，读经史子集，即便圣贤作不朽文章，发现古来对世事却不全洞明，人情亦难练达。

“桃花源”固然是个传说，可《桃花源记》里的“武陵渔人”实在不地道，桃花源众乡亲好吃好喝款待了他，又特意叮嘱“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此人别有用心沿途做了记号，就去报告给官方，不是邀功请赏是什么呢？

同样映照人心的，见于柳宗元写给好友王参元的信中：很富有的王参元家里失火烧得精光，柳宗元以此道贺王参元从此会崭露头角，其中缘由竟在于当时士大夫怕推荐富庶的王参元而被人说成与之有利益输送（《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这封书信固然讽刺了吏治腐败的现实，却也产生另一种可能性：如此忌讳“瓜田李下”，会否引发为了清誉或提拔，而故意“装穷酸”？

明唐顺之则以“诛心之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战国时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心理实质在于一己之私，阐发出所谓“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的大问题（《信陵君救赵论》）：因为在现实中很容易建立“小山头”，对某个人感恩戴德、表忠尽诚，从而“有家无国”、因私废公，“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魏王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极具警示意义！

东坡先生为上司所造高台写了一篇文章，因为没有起高调，抒真情、说实话，所以启发人心。“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凌虚台记》）说明“世之足恃者”，并不在于任何物体。以此言之，世人热衷的“收藏”，难道旨在万年不朽吗？若能满足在世之自娱，就足矣，何求为子孙谋财具？个中缘由，似乎能在对东坡先生有伯乐般知遇之恩的欧阳修《秋声赋》那里得到解释：几经宦海浮沉的他在夜里读书，耳闻秋声，目睹季候肃杀，于是感慨“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倒是伺读的书童没有心机，可安然入眠。故曰：要常反省自己力之不逮而勿妄思，不要勉为其难甚至好高骛远。

文人以文章相呼应，东坡先生贬官黄州两游赤壁，分别写下《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前者悟出天、地、人永恒的道理，所谓“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色彩明亮、心情快慰；后者明显感到夜半阴寒之气摄人，“悄然而悲，肃然而恐”，渲染出彼时之凄苦心境。背后的人事因素是关键，而两次观游赤壁的时令也是产生不同心绪的引诱：前游赤壁是夏末初秋，后游赤壁则在三个月之后的冬季了。浅言之，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什么季节该干什么活最合适，都有时间讲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