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上骑着助动车飞驰而过的外卖员，平日里送服务上门的平台“服务者”……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这些让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的职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方式或许很简单：打开App、注册手机号、预约培训、上岗干活。然而，当各种劳动纠纷发生时，这一群体的权益又如何维护呢？

职工自述

注册培训即成为平台外送员

康先生是去年5月接触到配送平台的，说起初衷，他表示想在自己本职工作之余找个兼职，赚赚外快。“我之前是做保安的，做两个白班休息两天再做两个夜班的工作安排让我有很多自己的时间。看到电视里、手机网上都在说外卖员赚得多，我想自己也能试试，所以就下了这个平台，看看是个什么玩意儿。”

抱着好奇心，康先生下载了配送App，在软件上注册了手机号后，根据软件提示，预约了上岗培训的课程，他说根据App显示，如果不预约上岗培训就没办法接下去的步骤，因此他觉得这步倒是做得挺好的，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培训当天，负责培训的老师除了告诉他们配送流程、接单技巧和安全培训之外，还表示：软件内必须先预存300元方能开始接单，不能从“零”开始。“当然这个我开始也是接受的，因为培训的老师说如果哪天不干了，可以全部提现。这300元就是一个‘启动资金’。”除此之外，培训老师还告诉他，配送员需要配备“装备”才能开始配送，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套装三件套：马夹、文件袋及一张含自己照片的信息卡。

有了这“三件套”，康先生觉得自己应该算是正式成为“配送员”了。为此，他在尝试了一个月的兼职派送工作之后，辞去了原本的保安工作，专职干起了这份配送的工作。在他看来，这份工作属于“干多少拿多少”，只要自己肯干，得到的也会更多。

打卡照片不合规定即被扣款

这份配送工作对于康先生而言劳动强度并不是很大，只是在一些搬运重物的时候有些累，但他也乐此不疲，因为根据平台的规定，货物越重、距离越远，派送订单的提成也就越多，对他而言，到手的钱也就越多。

对于康先生这样一名外来务工人员而言，配送的活让他每天奔波在上海的街头，更加熟悉起了上海的大街小巷，随之而来的是他发现自己在跑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平台是根据派单的远近和货物的重量计算费用的，但是系统的计算方式和我自己的导航却不尽相同。”他以自己曾送过的一单为例：从虹翔三路到灵岩路，系统显示的是18公里，而自己使用的骑行导航实际显示的是25.4公里，而平台的计价方式是：5公里以下16元，5公里以上每公里增加10元，根据这个计价方式，康先生认为自己应该拿到216元，而平台实际给了146元，将近50元的差价让康先生很是愤怒，他想不通明明自己跑了这么远，到手的金额却不尽如人意，“即便是跑出租的，也按里程收费吧！像我们这种骑助动车送货的，怎么就不能按实际里程拿到相应提成呢？”

距离测算对于康先生而言还算是“隐形”扣费，但平台还有明着克扣他金额的事发生。“有一次软件的系统消息里弹出弹框，说我被扣了15元。”搞不清状况的康先生直接找到了在线客服，客服表示康先生是因为没有按照规定打卡，所以被扣了15元。“以前也有抽查打卡的时候，要求我们需要自拍，显示出信息卡和身穿马夹的模样，我也被抽到过，当时我也是这么拍的。”让康先生感到气愤的是，平台客服告诉他，现在平台实行每天打卡制度，也就是说他每天都要拍一张照片传至后台。这也就算了，而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之前上传的照片都好好的，但是到了这天他拍的照片却在平台被审核为“不通过”，理由是没有显露出马夹的完整样子。为什么之前拍的照片就能通过，而现在同样的照片就无法通过呢？为此康先生再一次找到在线客服想要个说法，但是客服不是用“稍等，正在进一步核实情况”，就是发了一张标准的自拍照片，让康先生隔天重新拍摄即可，这样的回复远不是他想要的。

投诉无门只得赴报社诉苦

无论是距离的测算，或是拍照打卡，让康先生觉得失望的是平台的回应方式。“我每次碰到这种情况，想找‘人’投诉都没办法，你说这算咋回事！”康先生告诉劳动报记者，他也曾经尝试过拨打400开头的电话客服，但是电话客服表示如果是配送员的情况，还得找在线客服，电话客服仅限于回答配送用户的问题。

那么康先生就没有遇到过真正的联系人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除了培训的时候碰到过培训师，其他时候基本都是我与用户之间有联系，与平台任何人都没有联系，也没有人来找过我。”康先生坦言，这份工作更加像是为自己打工，虽然在工作时他确实感受到了自由，但在发生了这一系列他认为不公平的事情后，却是无人过问、无人给回应的情况，“难道要我像新闻里的外卖小哥那样，出了交通事故，或者是受伤了之后，平台才会有人搭理我吗？”康先生左思右想，实在是想不通，他又尝试诸多途径的投诉，但依然无果。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来到了本报信访室。

记者体验

“全自助”上岗体验

配送员的注册程序是否如康先生所言如此简单？平台中的这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为此，记者先登录了该平台官网进行查看，发现官网内主要分为几大分类，分别是配送员招募、成为配送员工、成为合作商户、常见问题与关于我们。记者点开了“成为配送员工”，发现页面上招聘的是产品类、技术类、市场类、财务类及人力行政类等五类员工，均与配送员无关。记者点击“配送员招募”，跳转出了与康先生所说一致的报名流程：扫码下载二维码、App报名上传资料及站点培训获取信息卡后接单。

随后，记者又像康先生一样，在手机上尝试注册一个配送员账号。在输入手机号、“阅读”配送员合作协议、实名验证身份信息之后，平台立即要求记者现场培训，若不预约培训则无法进行下一步领取信息卡的身份。记者点击进入预约培训场次后发现，一周内的培训场次均显示“已约满”。在预约成功后，系统提示需要准备50元报名费用，现场免费赠送马夹、文件单和精美信息卡，也就是康先生所展示的“基本装备三件套”。

在此之后，记者尝试前往培训地点一探究竟。记者发现这一开设在商务楼内的培训点更像是一个小班化的教室，房间内坐着20人左右，培训师上台讲解了关于平台的配送流程、接单技巧和安全培训后，向每个人收取了50元，并发放了相应的三件套。当记者询问培训师，是否要签订相应劳动合同之类文件时，他表示他只负责培训业务，其他内容他也不清楚。而记者根据信息卡上的电话，拨打了400的客服热线，想询问劳动合同等事宜，电话客服表示关于配送员的问题可以直接咨询在线客服，电话客服不予受理。

至此，记者也陷入了像康先生一样的情况，即电话客服不予受理，在线客服的回答则不能令康先生满意的情况。

社会现象

平台经济下劳动纠纷快速增长

据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现状、问题与挑战发展趋势》指出，2015年中国分享经济领域从业者约5000万，约占劳动人口总数的5.5%，预计未来五年分享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40%左右。有专家预测在未来20年里，平台经济将为中国直接提供4亿个工作机会，相当于中国总劳动力人口的50%。另据网约车企业滴滴平台披露，其注册网约车司机过千万，全职网约车司机超过100万人；而“饿了么”送餐平台的注册配送员人数已超过300万人。平台经济体中的就业人数的快速增长，随之带来的是诸多劳动纠纷的问题。　　2015年末，白先生等7名厨师将上海乐快公司诉至劳动争议仲裁委，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加班费等共计40余万元。他们都是“好厨师”APP平台的私厨，该案被媒体称为“网约工劳动争议第一案”。其实，这并非网约工劳动纠纷的第一案。2014年，代驾孙先生将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诉到了劳动仲裁庭，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并补缴社保等。然而，代驾孙先生直至二审均未获得支持，法院否定他与代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网约厨师们则最终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存在劳动关系，并获得违法解除的赔偿金。此外，劳权周刊也曾报道过“达达”小哥的意外事故，对外卖小哥送餐时受伤是否属于工伤进行了探讨。不难发现，这些平台经济体中的劳动纠纷越来越多地发生，引起新一轮的关注。

   专家观点

有否劳动关系需要综合判断

“网约工”是科技创新与时代进步的体现，这种工作模式具有自主性、独立性、经营性等特点，但是，基于劳资双方法律意识不强、相关法律机制不健全等原因，网约工因工作引发的争议也随之浮出水面。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邱婕认为，网约工的权益事关“互联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乃至社会稳定，其权益保障不可忽视。

首先是要辨清他们的劳动性质。他们与平台之间究竟是合作关系还是劳动关系，是“兼职”还是专职？这需要相关法律法规对这些用工关系给予明确规定。在邱婕收集的近50个网约工案例中，所有平台均否认与网约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网约工尽管最终诉求各有不同，如为缴纳社保、获得工伤待遇、获得补偿金等，但均提出要与平台企业确定劳动关系。由此可见，“什么关系”成为许多争议判断走向的关节点。

从邱婕调查的各种实例来看，网约工用工形式的多元性，比如有众包、有自雇等；从业人员的自主性，比如送餐工可以自行决定工作时间，所谓“上班”不再是雇主所规定的“朝九晚五”；还有工作方式的移动性，与传统的服务业工作场所相对固定不同，网约工提供登门服务，把消费者移动变为服务者移动等特性，决定了网约工与平台之间存有劳动关系的部分属性，又具有区别于传统劳动关系的很多属性。因此，很难单一地判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劳动关系或不是劳动关系，需要结合更多的情况，及等待进一步相应规定的出台，才能判断。

合作协议应当遵循双方意愿

从康先生的情况来看，他应当是在注册过程中“同意”了合作协议，方才开始自己的配送工作的。那么，对于这些“签订”合作协议的，双方都应当遵循依法原则，根据民事法律规定解决他们的保障问题。

邱婕曾针对拥有注册人数占比最大的“饿了么”平台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人群包括自有员工、众包骑手、站长这三类。从员工管理的调查数据看，“饿了么”平台制订了相对完善的制度，在下载APP注册时，必须点击确认已阅读规章。同时，平台向大部分送餐员发放了规章手册，并进行培训。几乎所有的送餐员都知道必须遵守平台的规章，如果违反规章将受到平台的处罚。包括：扣积分、扣信用分、限制接单、封禁账号等方式。其中，平台对最为核心的业务送餐有尤为严格的规定，要求送餐员必须在半小时内完成送餐，如果不能完成将给予扣分处理。而扣分对送餐员来说，就同时意味着经济处罚。

但是与康先生的情况类似，平台制定的这些规章制度完全是由平台单方设定的，并没有经过民主程序。同时，绝大部分的从业人员对平台的意见和自己的诉求，都不会被平台采纳，甚至置之不理，

社会应给予该群体保障与关注

无论是像康先生这样的情况，还是像一些签订第三方协议的外卖小哥，对于这些平台经济下的就业群体而言，有无劳动关系都应给予基本保障与关注。

对此，也有劳动法专家呼吁，工会、人社等部门应当扩大工作的覆盖面，将工作的重点转向他们，考虑在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方面进行立法保护，最起码给予从业人员托底保障，将这种新型的灵活就业群体真正纳入社会大家庭中，借助各部门的力量维护其合法权益。

当然，作为“网约工”自身也应增强法律意识，特别是在“同意”平台协议时，自己也应当长个心眼，多多关注协议内容，不要轻易点击“同意”。而如果与平台是劳动关系的，就有权利要求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以此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