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职第三周的星期五，两份离职证明摆在涂琪面前，等着她作出选择。

其中一份写着“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如果涂琪接受，公司会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多发4天的薪水，让她拿满一个月的工资。这份插画师的工作，是她辞去老家美术培训机构教师岗位，到深圳的第一个落脚点，想以后能进入喜欢的潮玩行业。

另一份离职证明让她选择放弃“维权”。上面写着，她因为能力欠缺、沟通不顺、工作效率差被辞退。

试用期收到“离职证明”

收到“离职证明”两天前，处于试用期的涂琪被人力部门和负责她业务的总监告知，她不能胜任目前的岗位，理由很多，包括工作效率低、插画风格不适合、与同事相处不好等。

根据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如果雇用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不满6个月的工作年限，劳动者将获得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如果单位违反法律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要向劳动者支付双倍赔偿金。

在被公司辞退后，涂琪有权利选择劳动仲裁，向公司索要赔偿。公司也可以通过证明她“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地辞退她。

最长达60天的劳动仲裁周期，或更长的诉讼时间，她等不起了，她需要当月的工资，支付3天后1500元的房租。与此同时，她更不敢带着那份难看的离职证明，去寻找下一份工作。

公司帮她计算“维权成本”

几乎没有考虑，那段只维持了3周的试用期，被涂琪从简历中删除了。

她让自己的“最近一段”职业经历，结束在今年1月，还是那份老家培训教师的工作。回想起来，涂琪记得她当时签下的插画师的劳动合同，标明试用期是3个月，比面试沟通时多了一个月。人力部门解释，公司认为“新人适应比较慢”。如今，这成了辞退她的理由。

进入公司后，涂琪很快就感觉到总监对她的工作不够满意。先是被抱怨出图太慢，然后她的工作内容从整图的绘制，调整为单独形象的设计。一张基础的线稿她至少需要画3遍以上，才算基本过关，最多时要修改七八次。而这些劳动结果也没有得到肯定，总监会把她的图拿去让隔壁桌入职一年的男同事评价，或是直接让她把画好的线稿交给其他同事，完成后续的上色。

对企业而言，把一个人从系统里移除并不难。

家在四川南充的赵心韵刚收拾好东西离开办公大楼，就想起还有几百元因公产生的花费没有报销。她检索系统，发现自己的工作账号已被注销了。

她刚刚失去的工位，在成都繁华的春熙路街区国际金融中心大楼。在这里，赵心韵为一家网红经纪公司工作了3周。她2019年从一所二本院校的国际贸易专业毕业，这是她的第二份工作。

赵心韵入职时，面试口头约定的月工资6000元，变成合同中白纸黑字的2000元，她毫无防备，相信对方的说法“只是为了避税”。

仅仅3周之后，公司人力部门就拿出一张她从未见过的绩效考核表，说她不符合公司的录用标准，不予转正。

公司提到，希望她运营的账号数据有大幅度提升，单条阅读量过万。然而现实是，最新开通的账号最少的只有3个粉丝，仅有一条超市信息分享获得了上百个赞，其余内容的点赞数都在个位数到两位数之间徘徊，其中还有赵心韵的个人点赞。

“劝离”的时候，公司安排了两个人，坐在她的对面，“帮”她计算走劳动仲裁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成本，苦口婆心地劝她主动离职，声称“即使你走劳动仲裁，有关部门也不会受理，如果你发起法律诉讼，处理周期以‘年’为单位”。公司还称，即使赵心韵赢了官司，最多也只能获赔合同约定的月工资2000元。

她最终决定“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赵心韵被辞退后，跟家里撒了个谎，说因为公司不正规，自己瞧不上，还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不承认和员工有劳务关系

直到被辞退前，吴琳都没有和太平洋证券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在9个月的工作当中，她没有属于自己的OA（办公自动化系统）账号、工作邮箱、进入办公大楼的门禁卡，也没有领过一次工资。

尽管进入公司时，吴琳已经毕业一年了，但在公司管理者眼中，她充其量算个来“观摩学习”的实习生，给她安排的工作内容大多是整理周报、会议记录或是给来访者倒茶，给同事订蛋糕。

她的“入职”和“离职”一样，都是被口头告知的，没有任何文件。工作第5个月，她才收到一份入职流程通知。在和上司的微信聊天中，她反复催问何时办理入职手续，但没有问过从未发放的工资。

随着吴琳入职失败，这段长达9个月的工作，被公司否认了。他们不承认和吴琳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甚至表示，根本就没有和她建立劳动关系的想法。这意味着，吴琳毕业后有近一年的工作空窗期，而这段经历本可以增加她简历的竞争力。

为了让公司承认，她选择对簿公堂。

在律师的指导下，吴琳收集了所有可能有关的证据。吴琳的律师林星辰了解事情经过后，认为“这件案子没有难点”，吴琳是一个完全的受害者，她没有给公司带来任何损失。她不但可以拿回9个月没有发放的工资，还可以额外获得赔偿——这都是吴琳没有预料到的。